遥感技术

基于深度学习的生物量遥感估算:多光谱、高光谱、LiDAR、SAR都在做生物量估算,深度学习框架下到底哪种数据源的边际收益最高,钱花在哪类传感器上最值?

👤 AdminLLTT89W 👁 69 阅读 ❤ 0 点赞 ➦ 0 分享 📅 2026-10-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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遥感 · 深度学习 · 生物量估算
基于深度学习的生物量遥感估算:多光谱、高光谱、LiDAR、SAR 的边际收益之争

四类数据源都在做生物量估算,但在深度学习框架下,哪一种的边际信息增益最高?钱花在哪类传感器上最值?本文以“边际信息增益—成本—可迁移性”为主线,给出可操作的分层投资路径。

摘要:森林生物量(Aboveground Biomass, AGB)是碳核算与森林经营的核心状态量。多光谱、高光谱、LiDAR 与 SAR 四类遥感数据在物理机理、信息维度与成本结构上差异显著。本文不按“数据源综述”铺陈,而是确立一条贯穿全文的分析主线:边际信息增益(Marginal Information Gain, MIG)—单位成本—跨区域可迁移性。围绕该主线,本文解析四类数据与深度学习模型的耦合机理,梳理近三年公开文献中的精度区间与失效边界,提出“先补结构维度、再补光谱维度、最后补极化维度”的分层投资路径,并给出不确定性量化、样本迁移与工程落地的操作清单。核心判断是:在已有中分辨率多光谱基座的条件下,结构信息(LiDAR/InSAR)的边际收益最高,高光谱与全极化 SAR 的收益高度依赖场景与样本条件,不能一概而论。

目录

1. 问题的提出:为什么“哪种数据源最好”是一个伪命题

在遥感生物量估算的工程实践中,一个高频问题是:“多光谱、高光谱、LiDAR、SAR,到底哪个精度最高?”这个问题看似直接,实则隐含了一个错误假设——把数据源视为可以横向排序的独立选项。真实情况是,四类数据源提供的信息维度并不重叠,它们对生物量这一状态量的解释能力取决于森林结构、地形、生物量水平与样本条件,而非数据源本身的“优劣”。

先给出一个准确定义:森林地上生物量指单位面积内所有活体木本植物地上部分(干、枝、叶、皮)的绝干质量,通常以 Mg/ha 或 t/ha 表示。它是碳储量的主要分量,约占地表植被碳库的 70%–80%(IPCC 2006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)。生物量并非遥感可直接观测的量,而是通过遥感观测量(光谱反射率、后向散射、冠层高度、极化特征)与地面实测之间的统计或物理关系反演得到。这一“间接反演”的本质,决定了任何单一数据源都存在信息瓶颈。

多光谱提供的是冠层在可见光—近红外—短波红外若干宽波段的反射率,反映叶面积、叶绿素与水分状态,但对冠层垂直结构和木质生物量的直接信息有限;高光谱以数十至数百个窄波段刻画光谱连续曲线,能捕捉木质素、纤维素等生化组分的光谱特征,但信噪比与数据冗余问题突出;LiDAR 直接测量冠层高度与垂直剖面,与生物量的结构相关性最强,但覆盖受限于星载采样模式;SAR 通过微波后向散射与干涉/极化信息反映结构、含水量与介电特性,具备全天时全天候能力,但散射机理复杂、地形与饱和度效应显著。

本文评述:把四类数据源放在同一张精度表上比较,在方法论上是不严谨的。因为精度差异中混杂了研究区、样本量、验证方案、模型复杂度等大量混淆变量。真正有决策价值的问题不是“谁精度高”,而是“在已有某类数据的前提下,再增加一类数据,精度能提升多少,成本增加多少”。这就是边际信息增益的视角。

2. 分析主线:边际信息增益—成本—可迁移性三维框架

2.1 边际信息增益的定义

设已有数据源集合为 S,新增数据源为 d,模型在验证集上的误差指标为 E(如 RMSE 或 MAE)。则数据源 d 的边际信息增益可定义为:

MIG(d | S) = [E(S) − E(S ∪ d)] / E(S)          (相对误差下降率)
Cost(d)    = 数据获取成本 + 预处理成本 + 标注成本
Efficiency = MIG(d | S) / Cost(d)                (单位成本边际收益)

这个定义的价值在于:它把“数据源选择”转化为一个条件化的增量问题。同一数据源在不同基座条件下的 MIG 可能相差数倍。例如,在仅有光学多光谱的基座上,加入 LiDAR 的 MIG 通常显著为正;而在已有多光谱 + LiDAR 的基座上,再加入高光谱的 MIG 可能只有几个百分点,却要付出数倍的数据成本。

2.2 三个维度的耦合关系

成本维度不能只看数据采购价格。工程上应拆为四块:获取成本(商业影像订购、星载任务申请)、预处理成本(辐射定标、几何配准、大气校正、干涉处理)、标注成本(地面样地调查、与遥感时空匹配)、算力成本(高维数据的训练开销)。可迁移性维度则回答另一个问题:在一个区域训练的模型,换到另一个区域还能不能用。这一点在生物量估算中尤为关键,因为地面样地稀少且分布不均。

本文评述:很多技术选型讨论只比较精度,忽略了“精度提升的边际递减”与“成本的非线性增长”。从工程决策角度,MIG 的符号与量级、Efficiency 的排序、可迁移性的稳健性,三者共同构成选型依据。单看任何一项都会导致误判。

3. 四类数据源的物理机理与信息维度解剖

3.1 多光谱:生物量估算的“基座数据”

以 Sentinel-2 MSI 为代表的中分辨率多光谱数据(10–20 m,13 个波段)是当前大范围生物量制图的事实基座。其信息核心是植被指数:NDVI、EVI、NDRE、SAVI 等。这些指数与叶面积指数(LAI)、冠层覆盖度强相关,而 LAI 与生物量之间存在异速生长关系,因此多光谱对中低生物量区间具有一定解释力。

但多光谱的瓶颈同样明确:光谱饱和。当生物量超过约 100–150 Mg/ha 时,NDVI 等指数趋于饱和,对生物量增量不再敏感。这一现象在热带雨林与成熟温带林中普遍存在。此外,多光谱无法直接观测冠层高度与垂直结构,而后者恰恰是生物量差异的主要来源之一。

3.2 高光谱:生化组分的光谱指纹

高光谱(如 PRISMA、EnMAP、ZY1-02D AHSI)以 100–250 个窄波段(通常 10 nm 量级)连续采样 400–2500 nm 光谱区间。其独特价值在于能够刻画木质素、纤维素、氮、叶绿素、水分等生化组分的吸收特征。由于木质生物量中木质素与纤维素占主导,理论上高光谱对“结构性生物量”有更直接的响应。

然而,高光谱的工程问题不容忽视:信噪比在短波红外端下降明显;数据冗余导致波段间高度共线;空间分辨率通常低于多光谱(PRISMA 为 30 m,EnMAP 为 30 m),与地面样地的尺度匹配更困难。近年的研究趋势是用深度学习做波段选择与特征压缩,但压缩后的信息是否仍优于多光谱 + 结构数据,仍需分场景验证。

3.3 LiDAR:结构信息的直接观测

LiDAR 通过发射激光脉冲并测量回波时间,获得冠层顶、冠层内部与地面的三维点云。由此可导出冠层高度模型(CHM)、高度分位数(如 h25、h50、h75、h95)、冠层覆盖度、叶面积垂直分布等结构参数。生物量与冠层体积、高度、密度直接相关,因此 LiDAR 与生物量的相关性在四类数据源中最强。

星载 LiDAR 的代表是 GEDI(Global Ecosystem Dynamics Investigation),搭载于国际空间站,2019 年起提供 25 m 足印的波形数据,全球采样覆盖。ICESat-2 ATLAS 虽为光子计数体制,主要用于冰盖与地形,但其 ATL08 产品也提供冠层高度。GEDI 的局限在于采样而非成像:足印沿轨间隔约 60 m,跨轨间隔数百米,无法形成连续面状覆盖。这正是“LiDAR 提供结构信息,但需要与成像数据融合”的工程现实。

3.4 SAR:全天候的结构与介电信息

SAR 主动发射微波并接收后向散射。C 波段(如 Sentinel-1)穿透冠层能力有限,主要反映冠层上部散射;L 波段(如 ALOS-2 PALSAR-2)穿透更深,对树干与枝条的体散射更敏感;P 波段穿透最强,但星载任务稀少。极化信息(VV、VH、HH、HV)与极化分解参数可反映散射机制;干涉相干性与干涉相位(InSAR)可提取冠层高度与结构。

SAR 的核心优势是全天时全天候与对结构敏感,核心挑战是饱和效应与地形效应。C 波段后向散射在生物量约 50–100 Mg/ha 后趋于饱和;L 波段饱和点更高,但在高生物量热带林中仍会饱和。地形起伏引起的几何畸变与辐射畸变需要精确的 DEM 做地形校正。TanDEM-X 的干涉相干性为冠层高度反演提供了另一条路径,但其全球覆盖为单次任务成果,时序更新能力有限。

数据源 主要观测量 与 AGB 的关联机理 典型饱和/失效区间 代表任务/数据
多光谱 宽波段反射率、植被指数 LAI、覆盖度 → 异速生长 约 100–150 Mg/ha 后饱和 Sentinel-2、Landsat 8/9
高光谱 窄波段连续光谱 木质素/纤维素/水分吸收特征 信噪比与尺度匹配限制 PRISMA、EnMAP、ZY1-02D
LiDAR 冠层高度、垂直剖面、点云密度 冠层体积与高度直接相关 高生物量下密度饱和 GEDI、ICESat-2、机载 LiDAR
SAR 后向散射、极化、干涉相干性 体散射、介电特性、结构 C 波段约 50–100 Mg/ha 饱和 Sentinel-1、ALOS-2、TanDEM-X

4. 深度学习模型与数据源的耦合方式

4.1 从统计回归到深度学习:能力边界的变化

传统生物量反演以多元线性回归、偏最小二乘、随机森林、支持向量回归为主。这些方法在特征工程充分、样本代表性好的条件下表现稳健,但对高维特征交互、空间上下文与多源异构数据的融合能力有限。深度学习(CNN、Transformer、GNN、点云网络)的引入,主要带来三方面能力:自动特征提取、空间上下文建模、多模态融合。

但必须指出:深度学习并不改变数据的物理信息含量。如果数据本身对生物量不敏感,模型再深也无法凭空创造信息。深度学习的价值在于更充分地榨取已有信息,而非替代信息本身。这一点是理解 MIG 框架的前提。

4.2 四类数据源的模型耦合范式

多光谱 + CNN/Transformer:将多波段影像块输入 2D CNN 或 ViT,输出生物量。常见改进包括多尺度特征金字塔、注意力机制、时序融合(Sentinel-2 时间序列捕捉物候)。这类模型工程成熟、算力可控,是当前业务化系统的主流。

高光谱 + 1D/3D CNN 或光谱 Transformer:1D CNN 沿光谱维卷积,3D CNN 同时处理空间与光谱维,光谱 Transformer 用自注意力建模波段间长程依赖。工程要点是降维与正则化,否则小样本下极易过拟合。

LiDAR + PointNet++/体素 CNN:直接处理点云,或用体素化后的 3D CNN。GEDI 波形则常用 1D CNN 或波形特征 + 全连接网络。工程难点是点云密度不均与足印尺度匹配。

SAR + CNN/极化分解 + 时序模型:将多极化、多时相后向散射输入 CNN 或时序 Transformer;干涉数据则需先做相位解缠与相干性估计。工程难点是斑点噪声抑制与地形校正。

4.3 多模态融合的三种架构

融合架构直接决定 MIG 能否被兑现。常见三种:早期融合(特征拼接后统一输入)、中期融合(各模态独立编码后跨模态注意力交互)、晚期融合(各模态独立预测后加权集成)。

本文的工程观察是:当模态间信息互补性强(如光学 + LiDAR),中期融合通常优于早期融合,因为跨模态注意力能让结构特征引导光谱特征的选择;当模态间高度相关(如多光谱 + 高光谱),早期融合的增益有限,晚期融合反而更稳健。融合架构选错,会把本应存在的 MIG 抵消掉。

笔者认为:多模态融合研究中大量“融合优于单源”的结论,其实混杂了参数量增加带来的容量增益。严谨的做法是设置参数量匹配的单源基线,否则融合增益被高估。这一方法学问题在近三年的文献中仍未完全解决。

5. 实证证据:精度区间、饱和点与失效边界

5.1 公开基准与精度区间

生物量估算的精度评价通常用决定系数 R² 与均方根误差 RMSE,或以相对 RMSE(rRMSE = RMSE/均值)表示。需要强调:不同研究的 R² 不可直接横向比较,因为验证方案(留出法、交叉验证、独立样地)、生物量范围、森林类型差异极大。下表汇总的是近三年公开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区间,标注为“文献汇总区间”,非单一实验数据。

数据组合 文献汇总 R² 区间 文献汇总 rRMSE 区间 典型适用条件
多光谱单独 0.45–0.70 25%–45% 中低生物量、地形平缓
多光谱 + 高光谱 0.55–0.78 20%–38% 样本充足、光谱质量好
多光谱 + LiDAR 0.70–0.90 12%–28% 结构异质性强的森林
多光谱 + SAR 0.55–0.80 18%–35% 云雨频繁区、L 波段可用
多源融合(光学 + LiDAR + SAR) 0.75–0.92 10%–25% 样本与配准质量高

注:上表为基于近三年公开文献的汇总区间(模拟整合数据),不代表任何单一研究结论;实际精度受研究区、样本量、验证方案影响显著,引用时请以原始文献为准。

5.2 饱和点:不同数据源的能力天花板

饱和是生物量反演的核心失效机制。多光谱的植被指数饱和源于冠层光谱在 LAI 较高时的渐近行为;SAR 后向散射饱和源于微波穿透深度有限与体散射贡献的饱和;LiDAR 的饱和更多表现为高生物量下点云密度与高度分位数区分度下降。理解饱和点,才能判断在目标区域的生物量水平下,哪类数据仍有信息增量。

工程上的操作建议是:先绘制研究区生物量先验分布(可用已有全球产品如 ESA CCI Biomass、GEDI L4B 作为参考),再对照各数据源的饱和区间,判断“信息缺口”在哪里。如果目标区大部分像元处于 150 Mg/ha 以上,那么多光谱的 MIG 会很低,结构数据的 MIG 会很高。

5.3 失效边界:地形、云雨与样本稀缺

除饱和外,还有三类常见失效边界。地形:陡坡区的 SAR 几何畸变与光学阴影会同时损害两类数据,LiDAR 的坡度校正也需高精度 DEM。云雨:光学数据在热带与亚热带雨季缺失严重,SAR 的抗云能力在此场景下价值凸显。样本稀缺:深度学习对样本量敏感,小样本下复杂模型的泛化能力可能不如简单模型,这一点在多源融合中尤为突出。

6. 成本结构与边际收益的量化比较

6.1 成本分解

成本比较必须区分“科研场景”与“业务场景”。科研场景下,数据多为公开免费(Sentinel、Landsat、GEDI),成本主要在人力与算力;业务场景下,商业高分辨率光学、机载 LiDAR、商业 SAR 的采购成本可能占主导。下表给出的是相对成本量级(以多光谱公开数据为 1 的归一化相对值,模拟整合估计),用于横向比较而非绝对报价。

数据源 获取成本(相对) 预处理成本(相对) 标注/匹配成本(相对) 算力成本(相对)
多光谱(公开) 1 1–2 1 1
高光谱 2–5 3–6 2–4 3–8
星载 LiDAR(GEDI) 1–2 3–5 3–6 2–4
机载 LiDAR 10–30 4–8 3–6 3–6
SAR(公开 C 波段) 1 2–4 2–4 2–5
商业 SAR(L 波段) 5–15 3–6 2–4 2–5

注:上表为相对量级估计(模拟整合数据),用于横向比较,不代表实际报价;实际成本随区域、分辨率、订购方式差异很大。

6.2 边际收益的排序逻辑

基于 MIG 框架与上述成本结构,可以给出一条排序逻辑,而非一个绝对答案:

第一优先级:结构维度。在已有中分辨率多光谱基座的前提下,加入 LiDAR(星载 GEDI 或机载)通常带来最大的 MIG,因为它补的是多光谱最缺的垂直结构信息。GEDI 免费、全球覆盖,虽然采样稀疏,但作为训练标签或融合特征的价值很高。单位成本边际收益在四类数据源中通常最高。

第二优先级:全天候能力。在云雨频繁、光学数据缺失严重的区域,SAR 的 MIG 显著上升,因为它在时间维度上补了光学的“数据空洞”。L 波段优于 C 波段,但成本更高。是否值得,取决于云覆盖比例与业务时效要求。

第三优先级:光谱维度。高光谱的 MIG 高度依赖场景:在生化组分差异主导生物量差异的生态系统(如部分草地、灌丛、人工林),高光谱可能有独特贡献;在结构主导的成熟林,高光谱的增量往往被结构数据覆盖。加之成本高、尺度匹配难,其 Efficiency 通常低于结构数据。

本文评述:“LiDAR 边际收益最高”这一判断有明确的边界条件:它成立的前提是已有可用的光学基座、目标区生物量处于中高区间、且能获得足量的 LiDAR 样本或标签。若目标区生物量很低(如幼林、灌丛),结构信息的区分度下降,多光谱的性价比反而更高。任何投资建议都必须绑定场景条件。

7. 分层投资路径:钱应该怎么花

7.1 三层投资结构

把预算按“基座—增量—验证”三层配置,比“选一个最好的数据源”更符合工程现实。

基座层(约占 30%–40%):中分辨率多光谱时间序列(Sentinel-2、Landsat),负责大范围、高频次覆盖,提供物候与光谱基线。这一层几乎不可替代,且成本低。

增量层(约占 40%–50%):结构数据优先。星载 GEDI 作为免费结构标签,机载 LiDAR 用于重点区域的高精度建模;SAR(优先 L 波段)用于云雨区补盲。增量层的配置应基于第 5 节的饱和点分析,按区域生物量水平动态调整。

验证层(约占 10%–20%):地面样地调查与独立验证。这一层最容易被压缩,但恰恰决定模型能否可信。没有独立验证的精度数字,不具备决策价值。

7.2 操作步骤清单

以下步骤可直接用于项目立项与技术方案设计:

  1. 刻画目标区生物量先验分布:用 ESA CCI Biomass 或 GEDI L4B 产品做分区统计,识别高、中、低生物量区占比。
  2. 建立单源基线:多光谱单独建模,记录 R²、RMSE、rRMSE,作为 MIG 计算的分母。
  3. 逐源增量实验:依次加入 LiDAR、SAR、高光谱,每次保持模型参数量与训练策略一致,计算 MIG 与 Efficiency。
  4. 饱和点诊断:绘制残差随生物量变化的曲线,识别模型在哪个区间失效,判断是否需要结构数据补强。
  5. 跨区域迁移测试:留出一个独立区域做外部验证,评估可迁移性,避免“同区交叉验证虚高”。
  6. 成本核算与决策:按第 6 节口径核算四类成本,结合 MIG 排序,形成投资建议。

7.3 不同场景的配置建议

场景 优先配置 理由
热带雨林碳核算 多光谱 + GEDI + L 波段 SAR 高生物量、云雨多,结构与全天候缺一不可
温带人工林经营 多光谱 + 机载 LiDAR 结构异质性中等,机载 LiDAR 精度与成本平衡好
干旱区灌丛/草地 多光谱 + 高光谱(可选) 生物量低,结构信息区分度有限,光谱信息更关键
多云山区 SAR 为主 + 多光谱补光 光学缺失严重,SAR 的时间连续性价值最高

8. 工程落地:数据预处理、样本迁移与不确定性量化

8.1 各数据集的预处理要点

Sentinel-2 L2A:使用 Sen2Cor 大气校正产品,重采样至 10 m 或 20 m,做云掩膜(SCL 波段),时间序列合成用中值或最大值合成,减少云污染。

GEDI L2A/L4A:L2A 提供波形与高度指标,需按 quality_flag 与 degrade_flag 过滤;L4A 提供生物量预测,需注意其本身是模型产品,作为标签时有误差传递风险。与光学数据匹配时,按足印中心坐标提取,注意足印椭圆几何。

Sentinel-1 GRD:做轨道校正、热噪声去除、斑点滤波(如 Refined Lee)、辐射定标、地形校正(Range-Doppler),多时相做时间序列统计特征。

高光谱(PRISMA/EnMAP):做辐射定标、大气校正(如 6S、FLAASH)、坏波段剔除、光谱平滑,必要时做波段选择或 PCA 降维。

机载 LiDAR:做点云去噪、地面点分类、生成 DEM 与 CHM,计算高度分位数与覆盖度指标,与样地做尺度匹配。

8.2 样本迁移与小样本策略

地面样地是生物量估算中最稀缺的资源。工程上常用的策略包括:迁移学习(在数据丰富区预训练,目标区微调)、域适应(对齐源域与目标域的特征分布)、半监督学习(用少量标签 + 大量无标签数据)、主动学习(优先标注信息量最大的样本)。

本文的工程判断是:在生物量估算中,样本的空间代表性比数量更重要。100 个随机分布的样地,可能不如 50 个按生物量分层、按环境梯度布设的样地有效。这一点在跨区域迁移时尤为明显。

8.3 不确定性量化

碳核算要求报告不确定性。深度学习的点预测不够,需要区间预测。常用方法:分位数回归(直接输出分位数)、蒙特卡洛 Dropout(推理时多次采样)、深度集成(多模型集成)、贝叶斯神经网络。工程上,深度集成 + 分位数回归的组合在精度与实现复杂度之间平衡较好。

需要强调的是,不确定性来源至少包括:观测不确定性(传感器噪声、大气校正误差)、模型不确定性(参数与结构)、样本不确定性(样地测量误差与尺度不匹配)、代表性不确定性(外推区域)。只报告模型不确定性,会严重低估总不确定性。

8.4 拓展资源

以下资源对工程落地有直接帮助(链接在新窗口打开):

9. 局限、争议与前沿预判

9.1 当前方法的局限

第一,验证样本的代表性不足。全球地面样地分布极不均匀,热带与寒带稀疏,导致精度评价存在系统性偏差。第二,模型的可解释性弱。深度学习的黑箱特性在碳核算的审计场景中面临质疑,需要可解释性工具(如 SHAP、注意力可视化)辅助。第三,跨传感器一致性。不同 SAR 波段、不同 LiDAR 采样模式之间的数据难以直接合并,融合模型的泛化能力受限。

9.2 学术争议

关于“高光谱是否值得”的争议最大。一派认为高光谱的生化信息不可替代,尤其在区分树种与林分类型时;另一派认为在中高生物量区,结构信息主导,高光谱的增量有限且成本过高。本文的立场是:争议的根源在于场景差异,脱离场景谈优劣没有意义。另一个争议是“物理模型与数据驱动模型”的路线之争。物理模型(如 radiative transfer、water cloud model)可解释性强但精度受限;数据驱动模型精度高但泛化存疑。近年出现的物理约束神经网络(PINN)试图融合两者,是值得关注的方向。

9.3 前沿预判

未来三到五年,几个方向可能改变 MIG 的排序:ESA BIOMASS 任务(P 波段 SAR,预计 2025 年后发射)将提供穿透性更强的结构信息,可能显著提升 SAR 的 MIG;新一代星载 LiDAR(如 GEDI 后续任务)若实现更密集采样,结构信息的覆盖瓶颈将缓解;基础模型(Foundation Model)在遥感领域的迁移,可能降低小样本条件下的融合门槛。本文的判断是:结构维度的领先地位在中短期内不会改变,但 SAR 的相对地位会随 L/P 波段任务推进而上升。

10. 结论

回到最初的问题:四类数据源在深度学习框架下,哪种边际收益最高,钱花在哪最值?本文的结论是条件化的:

在已有中分辨率多光谱基座、目标区生物量处于中高区间、且能获得结构样本的条件下,LiDAR(星载 GEDI 优先)的边际信息增益与单位成本边际收益最高;SAR 在多云雨区与全天候需求下价值显著,L 波段优先;高光谱的收益高度依赖场景,不宜作为默认增量;多光谱作为基座不可替代,但单独使用的精度天花板明显。

投资路径应按“基座—增量—验证”三层配置,增量层优先补结构维度,再补全天候能力,最后考虑光谱维度。所有决策都应绑定场景条件,用 MIG 与 Efficiency 做量化,用独立验证做兜底。没有普适的最优数据源,只有特定约束下的最优组合。

主要参考文献

[1] Dubayah R, Armston J, Healey S P, et al. GEDI launches a new era of biomass inference from space.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, 2022, 17(9): 095001.

[2] Quegan S, Le Toan T, Chave J, et al. 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 BIOMASS mission: Measuring forest above-ground biomass from space. 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, 2019, 227: 44–60.

[3] Santoro M, Cartus O, Carvalhais N, et al. The global forest above-ground biomass pool for 2010 estimated from high-resolution satellite observations. Earth System Science Data, 2021, 13(8): 3927–3950.

[4] Zhu X X, Tuia D, Mou L, et

文章声明:本文内容仅为作者学习、思考、经验、笔记的总结,仅供技术交流与参考。文中观点仅代表笔者个人思辨,不构成任何学术建议、商业建议或专业建议。所有数据来源已标注,引用时请以原始文献为准。

内容仅供学习参考。如需引用,请以原始文献为准。  全文约 12600 字 | 参考文献 60 余篇(主要列出 9 篇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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